《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26）召开期间，美国与欧盟发起了由105个国家共同签署的“全球甲烷承诺”，参与承诺的各方同意采取自愿行动，共同努力，到2030年将全球甲烷排放量在2020年水平的基础上至少减少30%，预期在2050年可减少超过0.2摄氏度的温升。
同时，各方还承诺朝着使用最高层级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良好做法和清单编制方法的方向迈进，不断提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下各国温室气体清单报告的准确性、透明度、一致性、可比性和完整性，在甲烷排放的关键领域提供更高的透明度。
对于美欧联合发起“全球甲烷承诺”这一行为，本报记者采访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助理研究员李湘、研究实习员高敏惠。
中国环境报：
美国和欧盟为何要发起“全球甲烷承诺”？
李湘：
关于“全球甲烷承诺”，要充分考虑以下形势和背景。
一是1990-2019年近30年间，美国国家清单报告的甲烷排放量仅下降了15.4%，2005年以来下降速度明显放缓且2016年至今呈反弹态势。2019年，美国甲烷排放量为2640万吨，占美国当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不包括LULUCF，即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及森林）的10%，1990-2019年间美国甲烷排放总量下降了15.4%，其中2005以来下降幅度相对较低，仅为4.1%，而2016年以来，美国甲烷排放甚至出现了反弹的趋势，天然气行业、农业、废弃物处理等的甲烷排放增长4%-7%不等，其中天然气行业增长最多，2019年比2016年增长了7%。2015年底《巴黎协定》通过后，美国奥巴马政府与加拿大政府曾经发表了关于“减少甲烷排放的联合声明”，提出了到2025年要将油气系统甲烷排放在2012年水平上减少40%-45%的目标，而实际上从2012年到2019年美国油气行业甲烷排放不降反升了3%。
二是美国大规模页岩气开采活动导致全球甲烷排放快速增长，备受质疑下急于转移舆论目标。近十几年来，随着美国水平钻井和水力压裂等页岩气开发技术的突破，世界石油天然气生产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11年，美国超越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油气生产国，页岩气的大规模开采导致美国石油天然气行业甲烷排放显著增加。近年来，学术界针对全球大气中甲烷浓度排放变化的研究频频指向美国页岩气开采活动，一些研究机构学者也多次在《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等重量级期刊上指出通过卫星监测和地面测量结果显示的甲烷排放比美国环保局排放清单中报告的甲烷排放高出1.5-2倍，这些学术声音让美国页岩气开采活动的甲烷排放备受各方质疑。
中国环境报：
美国在“全球甲烷承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高敏惠：
美国在“全球甲烷承诺”发起过程中积极斡旋，强势引领并高调表态。近期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联合国环境署（UNEP）《排放差距报告》都提出要实现《巴黎协定》下将全球升温控制在低于2摄氏度内、并努力限制在1.5摄氏度之内的目标，需要全球在2030年前大幅削减甲烷排放。尽管欧盟去年发布了“甲烷减排战略”意欲引领全球甲烷减排，但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后，主动联合欧盟共同起草了“全球甲烷承诺”草案，并对各国发出书面邀请，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在COP26召开之前多方斡旋并号召尽可能多的国家加入承诺。同日，美国环保局（EPA）还高调提议新规，旨在从严要求现有与新建油气设施强化甲烷减排，预计将减少开采源头、设备和加工过程中甲烷排放的75%。
中国环境报：
目前来看，美国与欧盟发起的“全球甲烷承诺”基本情况如何？
高敏惠：
“全球甲烷承诺”已有105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并得到多家国际组织和慈善机构的响应。除美欧之外，加入承诺的国家还包括其传统盟友加拿大、英国、日本、新西兰等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70%，甲烷排放量占全球50%左右。多家国际组织和慈善机构也积极响应“承诺”，包括UNEP、国际能源署（IEA）、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CCAC）等国际组织，相关慈善机构同时还承诺提供3.28亿美元资金，用以支持在全球范围内扩大甲烷减排。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和绿色气候基金也承诺通过技术援助和项目融资支持“全球甲烷承诺”。
不过，由于“全球甲烷承诺”对煤炭、油气、农业生产等存在潜在影响，部分化石能源生产大国和农业大国对承诺的参与意愿较低，俄罗斯、澳大利亚、印度、南非等国均未签署承诺，现任澳大利亚国家党领导人、副总理巴纳比·乔伊斯声称，“签署这项承诺将是煤矿开采和农业的一场灾难”。
中国环境报：
如何看待美国和欧盟发起的这场“全球甲烷承诺”？
李湘：
对于欧美这次发起的“全球甲烷承诺”，我们要看清楚其中的本质。
一是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后，急需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治理体系中重新找回主导权和话语权。美国特朗普政府无视国际规则及全球多年的谈判成果任意退出《巴黎协定》，严重耽搁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虽然拜登政府上台后重返了《巴黎协定》，但任意“退群”导致其在全球气候谈判和气候治理体系中的信誉度和话语权都大打折扣，同时也让长期追随其步伐的盟友深感“失望”。重返《巴黎协定》后美国急需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重立姿态，重掌“大局”，重搭“平台”，这也是“全球甲烷承诺”被美国总统拜登称赞为“改变游戏的承诺”的真实理由。
二是欧盟去年10月发布“甲烷减排战略”矛头直指进口天然气，美国急需稳固和扩大其作为欧盟液化天然气（LNG）最大“供货商”的地位。2020年10月，欧盟委员会向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提交了“甲烷减排战略”，旨在减少各领域甲烷排放，助力其顺利实现到2030年比1990年温室气体减排55%的更新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欧盟认为其消耗的化石燃料（主要是天然气）在欧盟界外的排放是界内的3-8倍，未来将在欧盟和国际上编制并发布“甲烷供应指数”，以此引导天然气生产端的甲烷排放控制。美国和俄罗斯目前分列欧盟LNG供货商的第一位和第二位，美国主动开展甲烷减排的承诺有望使其国内能源生产巨头借机扩大其在欧盟LNG进口的市场份额，今年9月埃克森美孚就宣布将对其二叠纪盆地的天然气生产进行“甲烷排放指数”认证并应用到其天然气出口贸易中。
三是美欧等急需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强化对发展中国家施压，并转嫁温室气体减排责任。《巴黎协定》第四条第四款中明确规定“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当继续带头，努力实现全经济范围所有温室气体绝对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应当继续加强它们的减缓努力，鼓励它们根据不同的国情，逐渐转向全经济范围减排或限排目标”。去年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郑重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近期又陆续发布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既展现了作为负责任大国言出必行的决心，也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而重返《巴黎协定》的美国，其国内甲烷减排成效乏善可陈，意欲借助“全球甲烷承诺”，成为转嫁减排责任和施压发展中国家的平台和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