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巴黎协定》对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作出统一安排，长期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

　　签署《巴黎协定》时中国就已承诺：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记得，当时，有一些了解汉字的外国专家说，中国的碳排放轨迹会不会形成一个工厂的“厂”字，即碳达峰后一直在峰值的平台不下来。这样的情况曾在欧洲出现。

　　5年后，中国提出一个更加明确而有力的目标，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贺克斌说，这个承诺表明，未来中国的碳减排路径不是工厂的“厂”，而是几何的“几”。

　　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徐华清看来，“双碳”目标中的两个“前”字，凸显了强烈、清晰的国家决心。未来的技术创新为实现两个“前”赋予可能。

　　我国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钢铁、水泥产能比重较高的产业结构，以及仍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都增加了减排的难度。

　　“有这么多困难，为什么还要下决心去做？”贺克斌说，从资源依赖型经济走向技术依赖型经济，倒逼经济模式转型，跟我们努力实现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方向一致。

　　绿色、低碳的转型路径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自“十二五”开始，我国就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幅度（即碳排放强度——记者注）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并明确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任务、重要领域和重大工程。

　　根据2021年10月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2020年，中国碳排放强度比2015年下降18.8%，超额完成“十三五”约束性目标，也超额完成了中国向国际社会承诺的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5%的经济增长，能耗强度累计降低26.2%，相当于少用能源约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29.4亿吨，走出了一条能耗排放做“减法”、经济发展做“加法”的新路子。

　　一个越来越清晰的信号是：减排不是减生产力，也不是不排放，而是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在经济发展中促进绿色转型、在绿色转型中实现更大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金南说，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正在进入一个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

　　从大气污染治理的历程来看，近10年里，国家层面在这一领域先后出台了两个行动计划，分别是《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打赢蓝天保卫战3年行动计划》。

　　蓝天的变化有目共睹。数据显示，和2013年相比，2020年全国300多个城市PM_2.5的平均浓度下降了46%。

　　然而，中国工程院早年间的评估显示，按照传统的蓝天保卫战路径，污染治理的潜力在收窄，而结构调整的需求越来越大。

　　北京的常态化蓝天背后，一个重要的贡献因素就是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北京生态环境部门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从2013年的89.5微克/立方米，逐年下降到33微克/立方米，北京的PM_2.5是“一微克一微克地抠下去的”。从煤改电、煤改气的转变，到机动车的排放管理、产业的“腾笼换鸟”……

　　“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根本上是高碳能源结构和高耗能、高碳产业结构问题。”在贺克斌看来，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以柴油货车为主的交通运输结构是造成我国大气环境污染和碳排放强度较高的主要原因。

　　环境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具有高度同源、同过程等特征，这意味着减污和降碳具有一致的控制对象，两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协同推进。

　　因此，“双碳”行动可以推动空气污染问题得到根本解决。有专家测算，中国2020年的PM_2.5浓度平均降到了33微克/立方米，还有将近100个城市达不到35微克/立方米的国家标准，但如果往“双碳”的路径走，到2035年，全国300多个城市平均能达到25微克/立方米。

　　“到那时，蓝天将不再是‘奢侈品’，不再是‘常见品’，而是老百姓的‘日用品’。”贺克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