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曲黄河，奔腾万里，贯穿古今，滋养生灵万物，是中华民族的母亲之河。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进程中，既深得黄河哺育泽润之利，又饱受黄河洪水泛滥之苦。
治国必治黄，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也是一部治国史。历代中央政府都直接管理黄河治理。1946年，中国共产党在下游解放区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黄河的新纪元。1950年，政务院明确黄河水利委员会为流域性机构，统筹黄河治理开发。
人民治黄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水利部门坚持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围绕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统一管理和调度、水土保持、河湖管理等工作进行了不懈探索，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流域管理工作机制，推动黄河保护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
其中，解决黄河断流这一世纪难题的“黄河水量统一管理与调度”之举，写下了世界江河保护治理的“中国范例”。截至2021年，黄河已实现连续22年不断流。
20世纪70年代，随着流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用水量剧增，加之黄河水资源缺乏统一管理，黄河开始出现断流。到了90年代，黄河断流形势加剧。1997年，黄河利津断面断流时间长达226天，长度达704千米。母亲河遭遇严重生存危机，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黄河断流问题得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1999 年，按照国务院授权，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对黄河水量实施统一调度，首开大江大河统一调度先河。当年3月1日，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发布了第一份调度指令，10天后黄河下游即按计划全线恢复过流。
多年来，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不断探索、攻坚克难，统筹运用行政、法律、工程、科技、经济五种手段，精心调控好每一立方米的黄河水资源，逐步形成了“国家统一分配水量，省（区）负责配水用水，用水总量和断面流量双控制，重要取水口和骨干水库统一调度”的综合管理模式。
行政手段上，黄河水量调度计划、调度方案和调度指令的执行，实行地方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和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及其所属管理机构以及水库主管部门或者单位主要领导负责制，同时每年向社会公布水量调度责任人名单和调度执行情况，加强社会监督；法律手段上，2006年国务院颁布施行《黄河水量调度条例》，规定水利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等相关机构，按照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依法依规开展黄河水量调度各项工作，使黄河水量统一调度有了法律支撑；工程手段上，依托龙羊峡、刘家峡、小浪底等骨干水库联合调度、科学调度，延展了有限水资源的时空调节尺度；科技手段上，建成了世界上延伸距离最长、辐射范围最广的现代化水量调度管理系统；经济手段上，推行水权转让与交易，利用市场机制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效益。
断流问题解决后，黄河人探索的脚步并未停歇。他们持续统筹利用好多个黄河水工程，深挖“大国重器”的水量调度管理潜力，“以调节骨干水库为依托，蓄丰补枯协调水资源时空分布”，向着精细调度的更高目标冲刺。
通过上下游、全流域的统一调度、科学调度，进一步提高黄河水资源利用效率。用水高峰期，利用枯水调度模型每日滚动计算骨干水库最佳下泄流量，实时调整泄流指标，实现水库泄流过程与用水过程精准对接。充分发挥龙羊峡水库多年调节功能，增加年际间调蓄能力，有效满足枯水年用水需求。正确处理防洪调度和保障供水安全的关系，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后汛期尽可能调度干支流骨干水库多蓄水。
经过多年探索实践，黄河水量统一管理与调度工作取得累累硕果，在有力维护黄河健康生命的同时，母亲河摆脱频繁断流困局，流域供水安全得以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得到有力支撑，泱泱大河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日益提高。生态调度，成为黄河水量统一管理与调度工作又将迈上的一个新台阶。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不断加强生态调度，以发挥综合效益为目标，更加注重生态用水保障，进一步改善了流域生态环境。
立足黄河保护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不断加大河口三角洲生态补水力度，持续实施引黄入冀补淀，支持雄安新区建设和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治理，充分利用丰水期向乌梁素海进行生态补水，为“打造北疆亮丽风景线”作出贡献。2020年，启动黄河全流域生态调度，黄河水资源统一管理与调度的生态功能日益凸显。
同时，黄河还以并不丰沛的水资源支援相关地区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多次进行跨流域调水，实施7次引黄济津、19次引黄入冀、21次引黄济青。统一调度以来，累计向流域及相关地区供水超过6700亿立方米，支撑了流域及相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通过对流域内外生态敏感区、脆弱区的持续补水，目前，黄河河口三角洲芦苇湿地面积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的较好水平，白洋淀面积扩大到366平方千米，乌梁素海水质实现整体好转。
黄河水量统一管理与调度22年来，先后经历了不断流、功能性不断流、生态调度等历程，到目前建设幸福河新阶段，万里长河已经实现了从断流频仍到河畅其流、从羸弱不堪到生机盎然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