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不了、烧不掉、没人要”，工业固体废物规模不断扩大。近年来，随着化工、钢铁、煤电、有色金属等行业的发展，工业固废产生量持续攀升，年产生量近40亿吨，累计堆存量超过600亿吨，这一规模相当于去年全国钢材产量的50倍、粮食产量的100倍;占地超过200万公顷，约为北京、上海面积之和。如此大规模的工业固废该往哪里去?为何得不到妥善处理和利用?有什么治理良方?
固废污染举报持续上升
历时近两个月，清挖出超过12万吨黑色黏稠物……在宁夏中卫市的美利林区，一则群众举报让14个地块的工业固废前不久“浮上地面”，总面积达到12万平方米，相当于17个足球场。
近年来，固废污染举报持续上升。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的全国环保举报情况显示，2019年各类举报中，固废污染占6.8%，较2017年提高4.8个百分点。具体来看，一般工业固废污染举报占23.6%，危险废物占23.2%，矿渣尾矿占13.7%。
举报攀升的背后，是快速增长的工业固废产生量。日前发布的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2017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38.68亿吨。而在2016年，这一数据刚刚超过30亿吨。
生态环境部此前发布的《2019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同样反映了这一趋势。年报显示，发布2018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的大、中城市为200个，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达15.5亿吨;对比来看，发布的城市较上年少了2个，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增加了2.4亿吨。
分地区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固废产生强度较高。2017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七省份一般工业固废产生量占全国工业固废产生量的40%以上。2018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排在前三位的省(区、市)是内蒙古、辽宁、山东。具体到城市，内蒙古鄂尔多斯产生量居首，达到7516.6万吨，辽宁鞍山、四川攀枝花分别以5820.2万吨、5613.7万吨排名第二、第三;前10位城市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总量为4.6亿吨，占200个城市产生总量的近三成。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是我国冶金和煤电产业最主要的集聚区，工业固废的产生与堆存已成为制约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难题。”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说。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中国工业固废产生量占到固废产生总量的八成以上，主要包括尾矿、煤矸石、粉煤灰、冶炼废渣、炉渣、脱硫石膏、磷石膏、赤泥和污泥等，对环境和安全影响大。如大宗工业固体废物中含有的药剂及铜、铅、锌等多种金属元素，随水流入附近河流或渗入地下，将严重污染水源。干涸后的尾砂、粉煤灰等遇大风形成扬尘，煤矸石自燃产生的二氧化硫会形成酸雨，对环境造成危害。尾矿库、赤泥库等超期或超负荷使用，甚至违规操作，会带来极大安全隐患。
综合利用水平有待提高
工业固废，来源于工业生产活动，其本身可利用价值并不低。专家指出，相较于废水、废气，工业固废更容易实现资源化利用。经过适当的工艺处理，工业固废可成为工业原料或能源，如制成水泥、砂石骨料等建筑材料，也可从中提取金属和稀有金属，或制造肥料、土壤改良剂等。
关于工业固废利用，此前有多部国家相关文件提出，到2020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73%。
目前，利用情况如何?根据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2017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为53.3%;生态环境部的年报显示，2018年，200个大、中城市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占利用处置总量的比率仅为41.7%。
从可以利用到实现利用，这中间显然还有不少工作可做。山东东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嘉伟认为，相比固废处置量，资源利用类废物收储量显得有些杯水车薪，资源利用率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主要问题在于资源利用技术还需持续升级，只有提升技术、降低成本，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固废资源利用的需求。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潘家华看来，中国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低还与相关行业科技创新政策支持不够、投入不足等因素有关，由于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产品成本高、利润空间小，如果没有相应政策要求和资金激励，企业往往会缺乏压力和动力去主动消化固废、实现循环再利用。此外，社会各界对绿色生活、环保生产的认识不到位也是长期存在的情况，大众对固体废物认识不足、对综合利用产品缺乏信任等原因，制约了综合利用产品的市场应用。
区域间的不平衡也是一大问题。业内人士分析指出，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固废产生量小，由于经济发达、市场需求高，综合利用率普遍较高;煤电、矿业等产业集中的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等中西部地区，工业固废产生量大，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市场需求不足，综合利用率偏低。
“史上最严”固废法出炉
为提高工业固废处置和利用水平，一系列新举措加快出台。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协同转型提升计划(2020-2022年)》，提出到2022年，区域年综合利用工业固废量8亿吨，主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量达到1.5亿吨，产业总产值突破9000亿元。
工信部相关负责人指出，具体来看，主要聚焦协同利用工业固废制备砂石骨料、推进大宗冶金与煤电固废协同利用、壮大工业固废高值化利用产业规模、提高废旧金属利用水平、推动废旧高分子材料高效利用、加快退役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推进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集聚发展、推动生产系统协同处理城市废弃物等方面任务。
在山东威海，“无废城市”建设成为其近年来的重点工作。威海市生态环境局局长毕建康介绍，威海大力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2019年10月，威海印发《威海市“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实施方案》，确定了59项建设指标和81项具体任务。在固废治理方面，相关部门先后出台绿色园区、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评价办法，推动工业绿色发展;颁布实施《威海市危险废物管理办法》，强化危险废物闭环管理;还在南海新区建成工业固体废物处置中心，年处理、处置危险废物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13.7万吨，形成了平常与应急相兼顾，集焚烧、填埋及综合利用为一体的综合处置能力。
包括威海在内，目前全国共有16个“无废城市”试点，各地纷纷加快推进工业固废处置与综合利用工作：深圳提出到2035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98%;包头将于年底完成工业固体废物物联网监控平台建设;重庆建设“固体废物虚拟产业园”，打造智慧型固体废物全链条循环利用新模式……
在法律层面，也有新动作。新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将于2020年9月1日起施行。其中，单独有一章谈到工业固体废物，强化产生者责任，增加排污许可、管理台账、资源综合利用评价等制度。从法律责任来看，对违法行为实行严惩重罚，提高罚款额度，增加处罚种类，强化处罚到人，同时补充规定一些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固废法。
“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决策，到循环经济产业链的打造，再到‘无废城市’理念的提出、固废法律及政策的出台，我国的资源循环利用在理念、行动和实效上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未来还需要多提供政策支持、企业做到绿色生产、科研机构提供技术保障、老百姓提高环保认知，多方协同发力。”潘家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