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以GDP为核心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无法全面反映环境退化对真实国民福利减少的影响[1-4]，国际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1993年联合国统计署(UNSD)推出了《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SEEA1993)》[5]，加拿大、美国、德国等许多国家和地区随后也都开展了综合环境经济核算试验，UNSD修订发布的《SEEA2012：中心框架》[6]随后成为环境经济核算领域的首个国际统计标准[7]，为世界范围内开展环境经济核算相关研究提供了科学指导[8].
中国环境经济核算的研究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取得系列进展，过孝民等[9]于1990年首次计算了我国的环境退化成本，结果显示，1981—1985年我国平均每年的退化损失占GDP的6.75%.此后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知名机构对我国综合环境退化成本进行了量化评估[10-16]，此外，一些学者也对区域层面的单要素环境退化成本展开了量化评估[17-18]；总体来看，我国环境退化成本占当年GDP的比重大致在2.5%~6.8%之间不等，并呈逐年降低的趋势；开展环境经济核算可以全面反映经济活动的环境代价[19]，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的客观要求，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实践，同时也是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举措[20]，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需求.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长江经济带保护修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十字方针”，然而该地区仍然面临着一系列较为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开展长江经济带地区环境经济核算工作将有助于摸清区域环境“家底”，分析地区环境治理投入差距，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制定对策；核算结果可作为实施干部“绿色考核”、国土“绿色整治”、“绿色设施”建设等的重要参考[21-22]，对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笔者所在课题组遵从SEEA框架体系，构建了环境经济核算体系[23]，并以长江经济带地区为研究对象，从环境经济核算与环境治理投入欠账两方面深入开展核算研究，其中环境退化成本核算时间范围是2004—2017年，首先建立一套环境退化成本核算方法体系以及基于环境质量达标的治理投入缺口测算方法体系，随后核算地区环境退化成本、实际治理投入成本，也即地区环境外部成本与内部成本，并在核算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分析治理投入欠账；最后，围绕改善欠账缺口以及环境成本内部化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1.研究区域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点实施的“三大战略”之一，其经济总量与人口占全国比重均超过40%，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和生物基因宝库，战略地位极为重要[24].地区生态环境质量近年来呈逐步好转趋势；2018年，长江干流水质为优，主要支流水质良好，在监测的510个国控水质断面中，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达87.4%；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全年平均优良天数比例达74.1%，同比上升2.5百分点[25].然而近10年来，长江经济带城镇用地面积增加44.6%，野生动植物自然栖息地面积减少了3.2%，天然林、灌丛、草地和沼泽等自然生态系统面积也均有减少，长江经济带以占全国约45%的GDP总量排放了占全国43%的废水、37%的COD和43%的氨氮，水土流失面积超过25%，52.8%的饮用水源风险应急能力不足，部分支流污染严重，滇池、巢湖、太湖等湖体富营养化问题突出，总磷逐渐成为长江主要污染物之一.可见，该地区仍面临着生态系统破碎化加剧、水土流失问题严重、湖泊湿地生态功能退化、环境风险隐患多、饮水安全保障压力大、富营养化及农业面源污染突出等系列问题.
2.研究方法
2.1环境退化成本核算
2.1.1环境退化成本
环境退化成本是指排放到环境中的各种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农业、生态环境等产生影响所导致的环境污染损失成本，为外部成本[26-27].按照危害终端划分，环境退化成本包括大气污染退化成本、水污染退化成本和固体废物占地损失成本，如式(1)所示.
式中：CEn为环境退化成本，元；CAEn为大气污染退化成本，元；CWEn为水污染退化成本，元；CSEn为固体废物占地损失成本，元.其中，大气污染退化成本主要包括大气污染导致的人体健康损失、种植业产值损失、室外建筑材料腐蚀损失、清洁费用增加的成本四部分.水污染退化成本主要包括水污染导致的人体健康损失、农业损失(污水灌溉所致)、工业用水额外治理成本、城市生活经济损失以及污染型缺水等部分.不同终端的环境退化成本核算方法如表 1[23]所示，共三大类十小项，各项的核算方法、数据来源、参数系数等参考文献[19, 23, 28-37].
2.1.2环境退化指数
环境退化指数是指环境退化成本相当于GDP的比例(即“绿色GDP”)，其反映被评价区域环境退化状况与GDP间的相互关系，计算过程如式(2)所示.
式中：IEn为环境退化指数，%；VGDP为GDP，元.
2.2环境治理成本与治理缺口核算
环境治理成本与治理缺口核算包括实际治理成本和基于环境质量达标的治理成本核算两部分，均采用治理成本法计算得到.基于环境质量达标的治理成本是指从基准年(2017年)到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年间需投入环境治理资金的总和，环境治理投入缺口为实际治理成本与基于环境质量达标的治理成本的差值，是达到环境质量标准尚需投入的内部成本.
2.2.1基于环境质量达标的治理成本核算方法
该研究中关于环境质量达标的治理成本核算主要包括水环境质量改善成本和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成本，如式(3)(4)所示.其中，水环境质量改善成本核算涵盖工业、生活、集中式和农业源，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成本核算涵盖工业、生活、集中式和移动源.
式中：GIend为基于环境质量达标的治理成本，元；i为污染物类别，包括主要水污染物(COD、氨氮)和主要大气污染物(SO2、NOx、烟粉尘)；n为污染物种类总数；TRi为基于环境质量达标的第i种污染物年削减量，t；CGIi为第i种污染物的单位治理成本，元/t.
式中：TRend为基于环境质量达标的目标年污染削减量，t；EMend为目标年污染排放量，t；rend为目标年削减率，%.该研究中基准年排放量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8》，基准年削减率数据来自于《中国环境统计年报2016》，基准年到目标年间数据采用插值法计算.若现有排放量小于环境容量，目标年将采用现状排放量核算；若现状排放量大于环境容量，目标年将采用环境容量进行核算.该研究中，大气环境容量基于WRF-CAMx模型方法[38-40]测算得到，水环境容量采用全国水环境容量核定报告结果[41].
2.2.2环境治理投入缺口核算
环境治理投入欠账率是衡量一个地区提供资金进行环境治理的能力，是评价环境治理负债水平的综合指标.
第一步，将基于质量达标的环境治理成本折现到基准年，如式(5)所示.
式中：PVend为基于质量达标的环境治理成本折现值，元；r为折现率，参照目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标准，取值为8%[42-45]；t为时间，a.
第二步，通过实际治理成本和基于环境质量达标的治理成本折现值计算得到基准年治理投入欠账率，如式(6)所示.
式中：ILR为治理投入欠账率，%；GIreal为实际治理成本，元.
3.结果与讨论
3.1环境退化成本结果
核算结果(见图 1)表明，2004—2017年长江经济带地区生态环境退化成本呈上升趋势，年均增速为11.91%，由于地区总人口总体趋于平稳，人均退化成本增速也达到了11.45%.由于缺乏土壤和地下水等相关基础数据，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失尚未进行核算，且由于核算范围并未包含资源消耗损失，该研究最终测算的长江经济带地区平均环境退化指数为2.35%，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59%)，与全国几大重点区域相比，仅超过粤港澳大湾区的广东省(1.74%)，但低于京津冀区域(3.78%)、黄河流域(3.02%)平均水平；2004—2017年长江经济带地区环境退化总成本合计为6.63×1012元，人均退化成本约为822元，单位面积(1 km2)退化成本约2.30×105元，其中，2017年地区总成本达8.56×1011元，大气环境退化成本约占60%，水环境退化成本约占35%.
2004—2017年，长江经济带地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GDP总量从6.84×1012元增至3.71×1013元，经济总量和人均GDP增速分别达12.27%、11.70%，经济发达地区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的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退化成本的库兹涅茨曲线均出现了“倒U”曲线拐点(见图 2)，但就整体而言，长江经济带地区还处于生态环境退化成本随经济增长而呈上升的阶段，仍没有达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46-48]，需要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加强生态环境治理.
由图 3可见，2004—2017年长江经济带地区环境退化成本的空间分布很不均衡，环境退化成本主要分布在东部较发达地区，与国家层面的分布特征[14]较为类似.从退化成本总量的分布来看，江苏、浙江、湖南三省的占比较高，分别达21.98%、14.03%和10.45%；从人均成本的分布来看，上海市排名首位，达2 006元，随后依次是江苏省、浙江省和重庆市，均超过长江经济带地区平均水平；从单位面积(1 km2)成本的分布来看，上海市由于面积相对较小，数值比其他省市高出较多，为7.06×106元，江苏省、浙江省、重庆市、安徽省也均超过长江经济带地区平均水平；东部的上海市是我国人口和经济相对集聚的区域，除受人口聚集和经济总量影响外，对大气污染治理的投入不足，也是导致其环境退化成本高的重要原因.从环境退化指数的分布来看，贵州省的数值最高，达3.46%，湖北省数值最低，仅为1.77%.从地区成本的变化来看，浙江省的环境退化成本在2016年后出现明显下降，而贵州省、重庆市的环境退化成本增速较快，说明其环境污染有加剧的趋势，其余省市的环境退化成本均呈平缓上升态势.相比之下，全国其他传统资源型产业地区(如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等)的经济增长付出了更为显著的环境代价，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环境退化成本在全国范围总体处于中游水平；具体到长江经济带上、下游不同分区而言，虽然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环境退化成本相对较低，但退化成本的增速较快，加之上游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较大，在进行空间管控、产业转移和产业空间布局时，需要充分考虑上游地区脆弱的环境承载能力，发展过程应注重保护优先.
3.2环境治理成本结果
核算结果(见表 2)显示，2017年长江经济带污染治理总成本为4.49×1011元，其中江苏、安徽、江西、贵州四省的污染治理成本较高，四省合计占长江经济带总成本的比例接近一半，且主要是大气污染治理成本.此外，贵州、江西、安徽三省各自的治理成本占各省GDP的比例均位居前三位，其余省市污染治理成本占各省市GDP的比例均低于2%.
3.3环境治理投入欠账分析
基于环境质量全面达标并将总投入成本折现到2017年的结果(见表 3、4)来看，到2035年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尚需投入资金2.25×1012元，地区治理欠账率达537%.从要素分布来看，大气环境和水环境治理投入欠账分别达1.00×1012和1.25×1012元.从空间分布来看，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环境治理欠账率最高，为594%，此外，上海市、安徽省、湖南省、四川省、江西省、湖北省的欠账率均超过长江经济带地区平均水平.
3.4不确定性分析
生态环境的多功能性与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加大了生态环境经济核算的难度.该研究所得核算结果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①研究范围较大，在研究对象和要素上涵盖了水、气和生态多个要素，在空间尺度上覆盖11个省市；②退化成本的核算方法上采用了多种方法相结合，核算范围、核算方法、关键参数系数、指标体系的差异都将直接影响结果的合理性；③在环境治理投入欠账率测算上，由于基于环境质量达标的排放量核算，无论是大气模型还是水质模型都会使环境容量的测算结果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未来还需要进行更长时间序列的试算，并对上述内容进一步深化研究.
4.结果与建议
a核算结果表明，2004—2017年长江经济带环境退化成本呈上升趋势，年均增速达11.91%，人均退化成本增速也达到了11.45%，略低于同期地区GDP总量的增速.这14年间长江经济带地区生态环境退化总成本合计达6.63×1012元，人均退化成本约为822元，单位面积(1 km2)退化成本约为2.30×105元.长江经济带地区平均环境退化指数为2.35%，发展相同GDP所付出的环境代价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59%). 2004—2017年该地区整体还处于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成本同步上升阶段，尚未达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协调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水平保护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b2004—2017年长江经济带地区环境退化成本的空间分布很不均衡，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从空间特征来看，江苏省、浙江省、湖南省、四川省这4个省份的环境退化成本总量占比达56%；核算结果显示，无论从环境退化成本总量还是人均退化成本、单位国土面积退化成本角度来看，在空间上都主要分布在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但从退化成本占GDP的比例来看，西部贵州省这一比例最高，贵州省和重庆市不仅超过了地区平均水平，同时也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甚至接近于京津冀地区平均水平，近年来贵州省和重庆市的环境退化成本增速较快，环境污染有加剧趋势，对此也应高度重视，进一步加强推进地区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c2017年长江经济带大气污染治理成本和水污染治理成本共计约4.18×1011元，仅占地区环境退化成本的50%左右，其中，大气污染治理成本和水污染治理成本分别占62%和38%.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和贵州省的污染治理成本相对最高，占整个长江经济带污染治理总成本的一半以上；但从重视程度来看，贵州省、江西省、安徽省这3个省份对污染治理相对较为重视，其治理成本占GDP的比例也较高，其余省市污染治理成本占GDP的比例均低于2%.
d核算结果显示，要实现长江经济带环境质量的全面达标，治理投入的缺口还很大，环境治理投入欠账为2.25×1012元(2017年折现价)，平均欠账率达537%，如果2035年前长江经济带地区环境治理投资和治理费用不能就位的话，将面临不能够实现达标的风险.其中，按照长江经济带地区大气环境质量2035年全面达标和水环境质量2030年全面达标的要求，分别还需要投入治理资金1.00×1012和1.25×1012元；治理投入欠账率呈中游地区最高(594%)、下游地区其次(501%)、上游地区最小(488%)的分布特征.
e结果表明，地区环境退化成本(外部成本)仍远大于实现环境质量全面达标的治理成本(内部成本)，需要警惕由“市场失灵”等导致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不协调的问题.建议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经济核算工作，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区域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构建适合我国区域特色的城市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并纳入地方“绿色治理”和“绿色评价”；加大对长江经济带环保专项资金以及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支持力度，探索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发挥财政投资引导带动和杠杆效应，充分保障实现长江经济带环境质量全面达标和生态改善的资金投入；建议综合运用税费、补贴、交易和价格等手段，使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产品成本，倒逼产业转型，进而实现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效益的双赢.
